复旦计算机专硕学费:辛亥革命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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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单于报道 1904年,名不见经传的户部侍郎铁良奉旨南下,表面的使命根据1904年7月17日谕旨,是考察移建新厂问题,而“顺道”考察各省“财政利弊”。
但事实上清政府派铁良南下的真实目的,地方心知肚明。《警钟日报》以《民穷财尽何以堪此》为题,指责铁良此行是为了“收括东南之财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挥霍”。
然而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清政府为剿灭起义军,将之前牢牢掌握住的军权、财权下放地方。使得地方势力大涨,八国联军侵华时,地方督抚们搞出的东南互保,公然斥责往昔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旨”是“伪诏”。被很多人看做是清中央政府虚弱不堪的标志。
时任两江总督魏光焘也这么看。魏光焘少年时加入湘军,甲午战争时期随刘坤一北上抗日,战后先后被任命为江西布政使、云南巡抚、陕西巡抚、陕甘总督、云贵总督,1903年任两江总督。
从魏光焘的经历可以看出,相比铁良,他称得上功勋老臣,而且还是晚清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湘军系领军人物。
他在1903年到任时就公然违反清政府关于军政划一的指示,公然派家人在湖南招募了3000乡勇,并交由自己亲属统领。

1904年7月17日清廷谕旨:前据张之洞等奏江南制造局移建新厂一折。制造局厂关系紧要,究竟应否移建,地方是否合宜,枪炮诸制若何尽利?著派铁良前往各该处详细考求,通盘筹画,据实复奏。并顺道将各该省进出款项,及各司库局所利弊,逐一查明,并行具奏……
清末满大臣中的干才铁良

清末关于鸦片的分类和称谓比较复杂,“土药”、“土膏”、“灯膏”等,时常出现于报章杂志及官员奏折中。土膏捐税里的“土膏”,是土药及其所熬烟膏的合称,“土膏统捐”的含义就是对土药和烟膏进行一次性合并征收的税捐。
土膏“统捐”的由来与晚清厘金制度和税章混乱有关。至于土膏“统捐”,简单来说就是把之前多次重复征收的税费变为一次性征收。这样做减少了流通环节的损耗,非常有利于商品流通。
因此,湖广才一开征收益就超出了之间预计的30%。而后湖广总督张之洞把这项政策扩大到了湘、鄂、赣、皖四省,与此同时,两广也在进行统一土膏捐税的行为,收益同样令地方官员满意。
而铁良的建议无非就是打通两广和苏闽四省,把之前的四省土膏捐税变为八省捐税。但之所以地方督抚无论满汉都不惧清政府拿下魏光焘的事实,群起与中央争辩;原因在于铁良要把捐税的收入收归中央。
铁良的办法是“此项收款均照二十九年收数作为各省定额,由宜局合收分解,溢收之数零款存储,听候拨用。如此,则商民可免沿途苛累,于各省进项亦复无损丝毫,而国家有此进款似于大局不无裨益……”。
也就是说把各省本来可以不断增长的收入变成了定额税,而且还以各省才开始办土膏捐税统一,成绩不显的1902年为定额。

1903年11月底,日本参谋本部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日军大佐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
1903年底,青木宣纯与袁世凯就谍报合作达成一致,袁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精干士官,与其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些北洋军官大多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故工作颇有成效,其中就有后来成为直系军阀头目的吴佩孚。
他原是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军官,参加日军的谍报活动后,几次进出东北,工作深受好评,其间曾被俄军俘获,但拒不招供,被判死刑后跳车逃生,战后晋升上尉军衔,日军授予其勋章。同时,直隶总督府每天还将东北和蒙古的情报通过袁世凯的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转交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另外,日军在山东烟台的情报工作也得到了袁世凯及其北洋军的支持。
1904年5月中旬,日本陆军在东北奉天境内连战连捷,当然,伤亡也很大。尤其是九连城一战,“伤亡几及千人”。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向盛宣怀提出了由中国官商出资抚恤日军伤亡将士及其家属的要求。
盛宣怀立即电请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提出了一个由官府出钱的具体方案。他解释说:“若劝各省绅商协助,亦恐招摇,沪上红十字会捐款,系中西合办,又难提拨。鄙见只可密约数省,合筹一款,交小田切转送彼国,附奏抚绥,并嘱不登报纸。”
袁世凯、端方对此极表赞成。两广督抚岑春煊、张人骏也加入了谋划。即使在民间,赈济日本伤兵的活动也不罕见,郑观应等人在广州等地捐款组织赤十字社,准备治疗日本伤兵的活动,就是一例。

日俄战争


论及晚清政局,人们多以为清政府不肯改革,但事实情况是清政府一心一意谋改革、图发展,“庚子国难”后,清政府全面加快新政步伐。
清朝施行新政后,财政收入每年都有增长,与之相应的是财政支出每年以更大幅度增长,为了推进新政的相关措施,清政府不得投入更多。
但刚刚经历“庚子国难”的天朝,还需要承担巨大的战争赔款,走投无路的清王朝只能选择借贷和收回地方财权的方式,这必然引起地方势力不满。
钱成了晚清新政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疾走的新政大跃进与蜗行的财政收入形成巨大反差,最终没钱的政府被自己发动的改革大跃进所吞没。

清末的底层民众

王汉原名寿慈,字竹庵,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七年(1883年)生。其父、兄、姊夫皆为当地知名文士,受家庭影响,王汉自幼学习经史,旧学扎实。
王汉从何焜阁学《易》,亦颇有兴趣。曾感慨道:“《易》自有数理在,奈何竟流于术?”何焜阁认为大易需时义,王汉反问道:“人各需时,奈何。《需》之彖曰:‘利涉大川。’大川,险也。维涉险,然后可以济天下之险,故曰利也。”
他的挚友熊十力日后成为一代名家,便是一个旁证。只是他痛感清政不纲,外侮日亟,乃推崇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决意匡济时艰。何焜阁曾往北京游历,携回不少新学书刊。
不久熊十力参军入伍,王汉、何自新则加入由张难先与胡瑛提倡发起的科学补习所,这是湖北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所中人才济济。
王汉向刘静庵、胡瑛道:“革命空气何其岑寂,而天下之祸已亟,士大夫犹昏昏然无所知觉,如之奈何!今清廷重臣南下,将以百姓为奴,猜疑防范之心,无时或竟。我欲拼却一身,刺杀此獠,如何?”
鉴于刘静庵年老,终由王汉与胡瑛二人衔此使命。初拟行刺铁良于武汉,刘静庵认为如此则会影响未来在武昌起事的大局,应在省外行刺。二人到彰德后,铁良数日不至,胡瑛渐生退怯之意。王汉道:“我一人拼命即可,并不想累君俱死。”
于是胡瑛退出,王汉独自承担起刺杀使命。不日铁良车到彰德,王汉早已携枪候于站内,见铁良下车,便举枪射击。然而王汉不谙射术,竟连发不中。警卫围追而来,王汉初曾逃出人群,终被追近,乃投道傍井中而死。民国成立后,章太炎曾提出表彰先烈,并随手列出名单,王汉为第一人。此事见于报端,然政府表彰之事却迟迟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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