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求是股票培训资料:“五四”那一天 胡适陈独秀毛泽东他们都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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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inonet.org 2011-05-07  羊城晚报  [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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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财政专业学校的学生 国立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

  5月4日,一个寻常的日子;

  后来,它成为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五四。

  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许德珩、傅斯年……这些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紧紧相连的人,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他们都在做什么?

  1.是阴云密布?还是春暖花香?

  1919年6月5日的《晨报》与6月8日的《每周评论》记载5月4日的天气,是“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以打雷,闪电,下雨,一时天地如晦”。而陈独秀的记述是“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一派阴惨暗淡的景象。

  真的如此吗?“五四”被捕的学生杨振声日后撰文说:“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在北大学生范云的记忆里,“1919年的5月初,在北京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一天天地高涨。”

  冰心先生在《回忆五四》一文中,念念不忘的是“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王统照的描述更仔细: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

  五四运动15年后,钱玄同曾对孙伏园说:“你穿着夏布大褂,戴着蒙古式毛绒帽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在王统照的回忆中,当天学生“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

  5月4日的中午,“三千学生同暴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难免忿恨之态。” 下午,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里陪二弟的冰心,从送换洗衣服的女工口中知道,好多学生正打着白旗游行,“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那天确实有风,但是个晴天,并非“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由此可见求真之难,即便同一天天气的阴晴,也各有说法呢。

  2.扛大旗的傅斯年早离场

  5月3日晚,北大全体学生召开大会,傅斯年等20名学生被推为代表,负责第二天大示威的组织事宜。4日大早,傅斯年便来到了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主持13校学生代表会议。

  13校学生代表会议决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学,下午1点在天安门前集合汇集,全体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约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的规定。下午,3000余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扛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

  游行队伍走至东交民巷美国使馆门前受阻,遂转向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他们痛打了待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这一天,著名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五四宣言》,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呼吁“国民下一大决心,作最后的愤救”。他参加组织了集会和游行示威。

  军警赶到时,大部分游行示威的人已经撤离,许德珩和在外面维持秩序的32人,被捕入狱。而傅斯年离开现场较早,故未被捕。

  手举“五四”大旗的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为何提前离开了现场,真情早已不得而知。颇耐人寻味的是,5月5日,他与一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打了一架,于是“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样,傅斯年便退出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那天,住在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从什刹海会吃茶归来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说道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   3.蔡元培营救学生后辞职

  最为悲壮者,为广东文昌(现属海南省)人氏郭钦光,5月4日行动,他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弥留时曾叹息道: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本政府镇压我留学诸君之事,不料亦发生于我等生于斯长于斯之祖国,事可知矣!话毕呕血更甚。三日后便悄然而逝,享年24岁。

  5月4日当晚,蔡元培先生参加了北大三院的学生集会,他一面慨然应允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一面却苦劝学生不要再开会,照常上课,以免“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但学生不听他的,仍四处奔走计划联同北京其他高校一同罢课以示抗议。

  蔡元培并不反对学生关心政事,“读书不忘救国”乃是他的名言;5月2日,他还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对于当晚他苦劝学生低调、冷静一事,蒋梦麟多年后在《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一文中分析到,“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对于蔡元培这样一个文化救国论者而言,显然不希望学生个个都变成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闹成这个样子,蔡元培觉得自己有负北大校长的职责。于是,当办完最紧急的事―――营救学生后,便辞职离校。

  4.鲁迅忙着买房

  1919年早春,周作人发表《思想革命》,鲁迅则发表小说《药》,揭示小市民的愚昧和麻木,痛惜革命烈士毫无意义的牺牲。

  对他们来说,这一年的5月4日似乎并不太重要。这天,鲁迅写了两篇文章,周作人干脆悄无声息。在整个新文化阵营中,这两位声名鹊起的同胞兄弟并没有参与学潮。

  在波澜壮阔的1919年,鲁迅在忙着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在他已经客居七年的北京寻找一处大宅子;第二就是举家迁进京城。绍兴的祖宅已经出卖,必须在1920年春节前交出老宅。在五四学潮前夜,他开始四处奔波,寻觅新房。

  5月4日当天,在《鲁迅全集》第14卷第335页中,日记素以情感色彩淡化甚至隐晦著称的鲁迅风平浪静、轻描淡写记曰:“四日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先生上午赴朋友“红白喜事”,下午与文友聚谈,品茗赏书,一派悠然见南山之势。

  而据史料记载,当日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刘半农“坐守北大指挥部”,组织社会支持。生死存亡紧要关口,他如何抽空到了鲁迅家中,“交与书籍”后,所谈何事,这一切,今天也无所考据了。

  5.胡适等人打算“拆伙”

  此日,周作人远在东洋。他与鲁迅商定,将家从绍兴迁往北京。为此,他于4月告假先回绍兴,将妻子和子女4人送往日本东京岳母家,还没有来得及去逛上野公园,就听到五四的消息。5月18日,他赶回北京,约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4人,去慰问、探视被捕学生,结果被拒绝,只好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便返身回了家。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适5月4日在上海。4月底,他就前往上海迎接自己的导师杜威。5月6日,才从报纸上得知北京发生学生骚乱的消息;5月7日,又收到陈独秀的来信,报告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

  胡适是公开的“复课派”,他对学生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

  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

  在他的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中心,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傅斯年更是联合胡、罗等人,要求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并讨论“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务的沈尹默等人斥为“拆伙的打算”。

  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6.陈独秀出了丑闻

  陈独秀,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5月4日的具体活动,已无法考据。但那时他的境况却并不太美妙:仕途受挫,绯闻缠身。4月初,陈独秀便主动辞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

  据有关记载,1919年3月26日夜,北京汤尔和家灯火通明,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北大教员沈尹默、马叙伦正在这里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汤尔和不是北大员工,但却是左右北京学界的重要人物,甚至蔡元培执掌北大也可能与他有关;沈尹默和马叙伦没有在北大担任要职,却与汤尔和私交甚笃。

  这四个浙江人之所以凑在一起,是因为报纸刊登了陈独秀 “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消息。蔡元培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陈独秀曾加入他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成为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

  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取妾”的要求。陈独秀传出这样的丑闻,自然要惩治。深夜12点,他们才散去。不久,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这一体制更改原定于暑假后实施,现在突然提前,成了体面的人事变动。

  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他跟北京大学的关系却从此破裂。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可以在汤尔和的日记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两人在路上相遇,汤尔和看到他“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7.毛泽东离开北京

  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间,首度入京的毛泽东心情抑郁,他当时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道:“我以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

  在北大,毛泽东通过借书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置身于外。

  第一次进京,他待了半年;第二次进京,不到4个月,他就不愿再待下去了。五四运动发生时,毛泽东已经离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