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盟晨光牛奶:摆脱“滞胀”魅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好楼房产信息网 时间:2019/09/16 00:28:07

  发改委连续约谈企业希望“不要涨价”,行业协会也发出“不涨价”的倡议书,通胀形势尚不容乐观,而市场却开始悄悄议论新的经济前景——“滞胀”。

  “滞胀”通常是指上世纪70年代那一段,西方国家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后,经济增长出现停滞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40年后这一魅影将再次困扰全球。

  对于全球经济,我个人的判断一直是,未来可能进入一个相当长的“两低一高”时期,即低增长(相对于过去30年的高增速而言)、低利率(指实际利率,利息率将跑不赢通胀率)与高通胀,并为新一轮危机(至于是新兴市场因通胀而“硬着陆”还是美国国债泡沫破裂,见仁见智,不得而知)累积势能。

  如果不以核心通胀计,短期就可能进入这一状态。

  因为从增长的角度看,全球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在放慢,资产回报率在下降,投资机会在减少;厂商承担得起和愿意支付的利率已经永久性地下降了。

  而从价格的角度看,各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高杠杆决定了中央银行必须(和必然)尽量保持低利率,以便减少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中长期的低利率必然导致资产价格的上涨。市场会迫使我们不断改变我们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市盈率、租金回报率、内部报酬率等等。

  短期内,西方国家的核心通胀可能不会很快起来,因为美欧国家的物价构成三分之二与劳动力成本相关,高失业率抑制着工资的升幅,平均每小时工资的增长率仍在低位的情况下,工资—通胀的螺旋上涨通道形成比较慢。

  但通胀的水平未见降低,蝴蝶的翅膀已经开始扇动,因为物价构成还有三分之一的商品取自外部世界。过去两年农产品价格涨了40%,油从60美金涨到了120美金,新兴经济体的高通胀正通过货币升值和国际贸易向西方传递。

  我相信,最终核心通胀也会起来。

  对于中国来讲,我们可能很难用一把严格标尺去定义这种状态,或许用模糊一点的概念去讨论它更为合适。

  中国过去十年的均衡增长速度是10.3%,平均通胀率是2.4%,如果未来经济增速显著低于10%,通胀率显著高于过去十年平均通胀率,保持相当时间,这样的状态称之为中国式“滞胀”,或许争议相对会少一点。

  我们讲中国存在“滞胀”的风险,在于目前的体制。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相当部分的要素和资源,只要其愿意,理论上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来支持投资的扩张。反危机中超强度的货币财政刺激是这一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体现。经济短期内被强劲地拉起来了,但退出的时候就碰到巨大的麻烦。

  各级政府项目的摊子在反危机时期最大限度地被铺开,这些项目从投资净现值分析,大多效率较低。比如说高铁贷款,基准利率下浮10%,期限长达20年,没有担保,没有抵押。这对一般工商企业来说,想要从银行贷款,简直是白日做梦。但在政府项目贷款中却是稀松平常的事。

  这样当政策要退出时,只能采用信贷额度配给制,得优先保证已经铺开的项目的用款,意味着私人部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实质性挤压。

  而政府和国企部门的杠杆加上去以后,就成为利率调控的掣肘。长期的程度越来越深的负利率其经济意义是“偷”储户(家庭部门)的钱,当储户看到自己的存款越来越毛,就会逃离银行,加入投资和投机的群体,这便是通胀的自我实现。

  负利率催升资产泡沫,而资产价格又实质性地决定信贷条件的松紧。一块地过去估值1亿,可借贷8000万,今天估值3个亿,同样一个抵押物从银行借出的钱是2.4个亿。对于这个经济体中拥有抵押物的群体而言,资金成本(经济学意义的)是升还是降呢?信贷额度等数量控制手段真正约束的是那些没有抵押物的群体。这才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难题(我们常念叨的中小企业贷款难)。

  一方面,私人部门要么无法获得贷款,或只能转向灰色市场来获得融资,年利率通常在20%以上。另一方面,公共部门继续把金钱配置到低效率的项目上。当资源被大量配置在生产率低下的活动上,未来就不会有足够的产品和服务来吸收货币。也就是说,供给恶化而最终演进至通胀,这是“胀”的经济逻辑。

  如果成本高企再持续一段时间,经济增长速度就会自然掉下来,这是经济规律。因为投入型经济,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发生而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话,要素成本不断抬升(资源、环境、人口),产出是会减速的。这是“滞”的逻辑。

  这种搭配可能是中国式“滞胀”的过程,当然很不好。

  从短期看,中国摆脱“滞胀”魅影的关键在于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和财政需求,否则“胀”很难压下来,这意味着长期利率要上抬以实现一个积极真实利率的经济。事实上,当前最敏感的利率的群体是政府和国有部门,这个逻辑我反复讲过。

  从长期看,中国的经济前景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调整,挖掘国内需求;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激发私人部门价值型和创新型增长;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降低过剩储蓄,实现向内需主导的转型,为全球经济创造“净需求”。(社科院金融所 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刘煜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