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道斑vs八门凯:地方性知识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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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知识的构造
盛晓明
作者简介】盛晓明 浙江大学哲学系
【正文】
一、何为“地方性知识”?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的知识观念正处在悄悄的变革之中,“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正是这一变革的产物之一。这里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local)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地方性知识”的意思是,正是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人们总以为,主张地方性知识就是否定普遍性的科学知识,这其实是误解。按照地方性知识的观念,知识究竟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有效,这正是有待于我们考察的东西,而不是根据某种先天(a priori)原则被预先决定了的。
相对于近代的科学理念和启蒙精神来说,“地方性知识”显然具有矫枉乃至“颠覆”的意义,因此人们往往把这种观念与后现代主义等量齐观。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无偏颇之处。历史上的经验论者,当其拒斥先验主义的解释,主张从有限的、局部的经验出发来构造知识时,其实都有意无意地倡导着地方性知识。然而,地方性知识的观念尽管与经验论交叉,但并不重合。这种观念带有更浓厚的“后殖民”时代的特征。它的兴起与流行于欧美人类学界的“文化研究”、新实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结构主义对科学的政治批判,以及社会构造论研究有关。这些思潮相互辉映,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发起冲击的同时,也要求对作为传统科学观念的核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作出批判。
可见,地方性知识首先具有批判的意义,其次才谈得上实质性的和建设性的意义。当今,不少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执著于后一层含义。为此,他们必须寻找到一些只能满足"local"条件的知识范例。在他们眼里,最明显的范例除了土著人的知识外还要数我国的中医。中医显然能治好疾病,但是按照西方的知识准则,它很难称得上是科学。原因就在于中医知识是在中国传统的和本土文化的情境中生成的,因此也只能通过本土文化内部的根据来得到辩护。按此逻辑,我们似乎能得出结论,即便牛顿的万有引力定理也是在当时英格兰那种特定的情境中生成的,它之所以被看成是普遍有效的,完全是由于辉格党人的政治胜利,或者殖民化的顺利进展等社会文化因素所致。这样的结论又嫌过强,知识毕竟包含不为特定情境所决定的确定的内容。本文倾向于从批判的意义上来理解地方性知识。当我们说知识并非是普遍有效的时,丝毫不意味着一切知识都是局域地有效的。
当代地方性知识的支持者们往往把这种观念溯源到亚里士多德、维科、尼采,甚至是马克思那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无疑是站在劳动的立场上来反思资本及其运动规律的,但是这种非中立的立场丝毫没有损害其分析的科学性。列宁则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归结为: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是的,我们平常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总是具体的,仰杖于任何抽象的和教条都不足以解决它们。
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所谓“知识”,是随着我们的创造性参与而正在形成中的东西,而不再是什么既成的,在任何时间、场合都能拥有并有效的东西。如今我们所提倡的知识创新和素质教育都必须诉诸实践来理解知识,即要求我们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去空泛地恪守某种普遍有效的原则。人们同时也认识到,知识的主体也既不是单一的个体,更不是什么普遍的人类性,而是特定时间和场合中具有连带关系的共同体。经历解释学或语用学转向的哲学则把主体性理解为主体间性,而文化学家们则更直接地在种族和文化群体的连带性(solidarity)意义上来解释主体性。用连带性来解释科学,科学家不是什么中立的、公正的代表,科学知识也不再以普遍有效性为前提。
在当代科学论中,地方性知识真正的始作俑者当数库恩。库恩不屑于去分析现成的和既有的知识,只关注知识实际生成和辩护的过程。通过“范式”这一“解释学的基础”,他告诉我们,任何科学共同体都带有历史的成见,因而都置身于一种局域的情境中了。重要的与其说是分析普遍有效的方法,毋宁是描述特定的历史情境,以及在这种情境中实际有效的范例。在他之后出现的“新科学哲学”(如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SK)的社会构造论都试图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引伸,从正面来构造地方性的知识。
在作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我们最好对当今时代知识观念的特征作几点确认。首先,正如我们刚才提到过的,知识在本质上不是一系列既成的、被证明为真的命题的集合,而是活动或实践过程的集合。活动不只是在思维中进行,更主要的是在语言交往、实验,乃至日常生活中进行着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探讨知识时就不可能不涉及到能力、素质与条件。在这里,我们应该把科学或知识理解为动词,即拉图尔所谓的“行动中的科学”。其次,科学或知识是一项公共的事业,而不只是存在于少数知识精英和技术专家头脑中的东西。知识的有效性必须以别人的实际认可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一起共同地构造了知识。知识作为一种“语言游戏”,它没有旁观者,而只有实际的参与者。“参与”(engaging)是表达“地方性知识”的一个关键词。由此可见,知识的主体必定是共同主体(“共同体”)。第三,既然知识的有效性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主体间性的问题,那么有效性的实现也必定诉诸于说服与劝导这样的论证与修辞手段,诉诸于认同、组织之类的社会学原理,并且也与权力这样的政治学问题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
在《地方性知识》一书中,吉尔兹曾转引《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短文来告诉我们,究竟何谓“地方性知识”。文章的作者是芝加哥大学费米研究院的物理学教授,他在举了诸如一只标准的蚂蚁在一只标准膨胀的气球上之类的例子后,得出结论说:“物理学就像生活一样,没有绝对的完美。也不会将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它的实质就是一个问题,或进而言之,即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和兴趣去投入进去。宇宙真是曲线做的么?这问题并不是那么界限分明和枯燥。理论不断出现又消失,理论并没有对与错,理论就像社会学的立场一样,当一些新的信息来了,它可以变化的。……物理学在迷惑;恰似生活本身如是这样也会容易陷入困惑一样。它只是一种人类活动,你应该去做出一种人性的判断并接受人本身的局限性。”(注: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第219-220页。)
二、知识的构造与情境
地方性知识的兴起无疑与康德对科学知识的先验构造,也与胡塞尔对严密科学的构想的失败有关。康德承认,科学知识本质上不再是分析命题,而是综合命题。对综合命题的奠基要求有逻辑以外的经验根据。然而在经验的条件下,尽管知识也可以是有效(Geltung)的,但是不足以保障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为此,我们必须预设某种“有效性”(Gültigkeit)的条件来保证知识“普遍认可的价值”(Anerkennungs Würdigkeit)。这些独立于经验来源的先天条件便构成了所谓的“先验主体”。胡塞尔的做法与康德不同。在反驳心理主义时,他要求我们把知识的实际生成过程与知识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区分开来。后者作为客观的观念是不受任何心理的和历史的因素所制约的,因而是绝对的。问题是,这种客观的和绝对的观念又是如何生成的呢?为了解释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必须还原到某种纯粹的意识结构中来。严密的科学知识只有在这种纯粹的生成结构中才能得以奠基。
后来人们渐渐发现(其实胡塞尔本人在后期也意识到),这种纯粹的意识结构实际上并不纯粹,也许科学只有在更日常的“生活世界”才能寻找到自己的根据。另外,康德之后的研究者们也发现,作为先天的时空形式,甚至可以作经验的研究;任何范畴也都能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找到它的起因。与康德相比,胡塞尔更清醒地意识到了欧洲科学的危机。他已经听到了相对主义逼近的脚步声了。鉴于胡塞尔的告诫,20世纪上半叶主流的哲学家(如波普)与社会学家(如默顿)还依然恪守着这样的戒律:尽管我们可以用经验的、社会与文化的因素来描述知识的生成过程,但是这与知识内容无关。但是这种戒律最后遭到库恩的摧毁。库恩发现,站在牛顿物理学的基点上根本无法判读亚氏物理学的价值。我们只能这样来解释,由于两者是依据不同的原则构造而成的,因此不能用牛顿的读法来解读亚里士多德。换句话说,知识的内容与准则只在特定时代的共同体内部得到辩护,因此也只对共同体成员有效。
如果库恩的说法成立,那么有效性问题只有置于一个特定的共同体中才有意义。或者就如同罗蒂所说,有效性与其说是客观性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连带性问题。连带性在人类学家眼里往往是一种种族关系,人们只能以自身所属的种族为中心获得判定知识的基准。然而扩展开来看,人们不只是由于血缘或地缘而产生连带,其实信仰、利益关系、观点和立场也均能产生连带感。基于连带性,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在看待经济规律时,东亚与欧美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才能明白为何女权主义者,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在看待技术进步、环境和基因工程问题上有着不同于别人的准则。
库恩的作法实际上把知识的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搅合在一起了。他后来声称自己找到了一种同时又是内部史的外部史方法。依据这种方法,通过对社会文化史问题的研究同时可以解决认识论的问题。由于这一转变意义过于重大,他不得不谨慎处置。后期的库恩曾稍带犹疑地说,“尽管自然科学可能需要我所说的解释学基础,但它们本身并非是解释学的事业(hermeneutic enterprises)。”(注:Kuhn,T.S.:The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in:David R.Hiley(ed.):The Interpretive Turn:Philosophy,Science,Culture,Cornell Uni.Press,1991,p.23.)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有着独立于情境解释的客观内容。与他相比,发端于爱丁堡的SSK则显得直言不讳。在布卢尔看来,既然有效性是一个主体间的问题,那么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也只能通过具体的社会因素来加以构造。另外,在拉图尔、沃尔伽和卡龙等人看来,既然知识本质上是一种活动或实践的过程,那么对科学知识的考察就必须,也只能从当事者的当下活动出发,或者说是从科学家从事研究活动的现场出发进行考察。鉴于这样一种方法论特征,他们都自称为是社会构造论者。
A.皮克林在1992年编辑出版了一部论文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对SSK的近十年来的理论成果和内部争论作了系统的回顾与展望。沃尔伽在导言中指出:“在这一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SK)新近的宣言中,这种传统已展示了一种相对主义形式的观点,认为科学与技术的知识并非是对现有知识所作的合理的和逻辑的推论,而是各种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过程的随机的产物。”(注:Pickering(ed.):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hicago Uni.Press,1992,p.1.)
人们通常总以为,社会构造论是一种社会还原论,在方法上与胡塞尔批判过的心理主义没什么两样。这是误解。因为这样理解的社会构造论与其说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观点,毋宁说是一种新型的本质主义。其实真正贯穿于社会构造论的特征恰恰是“反思性”(reflexivity)。只有通过反思性,我们才能真正消除隐含在以往社会构造论方案中的社会实在论的幽灵。拉图尔和卡龙的“行为者网络”(actor network)方案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反思性。在这里,我们固然不能脱离社会因素来思考自然与技术,而反过来说,离开自然和技术的社会同样也是不可思议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正是在这样一种由人、人造物和自然交错形成的复杂的网络中进行的。人们之所以误认为两者是可分离的,正是由于受到了技术决定论或者社会决定论观念的驱策所致。当他们把社会设定为终极的根据时,就把行为者网络投射到该点上去了。反过来说也一样。以往,人们总是把研究的对象定位于自然—社会两极的位置上,其实,任何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和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一样都抽象的产物,现实的研究对象总是介于两极之间,是一种自然的与社会的“杂交物”(hybrids)。(hybrids)(注:Callon,M.: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Brieuc Bay,in:J.Law(ed.):Power,Action,and Belief: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1986,pp.200-201.)可见,社会构造论的宗旨并非是为既成的知识作出辩护,而是通过展示行为者网络情境来构成知识的内容。他们相信,根本不存在与活动或实践无关的,或者与社会因素无关的知识内容。
在揭示科学家构造世界活动的理论框架中,他们把科学家、利益集团、以及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与科学家、物质设施、以及自然现象(如微生物、海扇贝、潮汐、风等)之间的“技术的”关系置于同一层面上来进行考察。为了置身于这样的网络,科学家们还需要采用修辞的、乃至马基雅弗利式的阴谋权术来加入或组建成“不同族类的联盟体”,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持久的权力—知识的搭配模式。
在考察SSK时,有两个关键的论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创新决非是一个封闭的过程,而是一个自始至终都受到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价值的因素制约的开放的过程。并且,对于科学而言,这些因素决非是某种外在的影响因素,而恰恰是科学与技术知识的构成中必不可少的内在因素。第二,对于科学、技术是什么的问题,不同的人完全有理由根据其不同的用途给出不同的回答。真正的答案应该根据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争执、商议来作出。或者说,不同的解释之间的分歧与协合就构成了“科学”与“技术”这样的东西。宾奇把这样一种典型的社会构造论观点归结为“解释的可塑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注:Pinch,T.J./Bijker,W.E.: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efacts,i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The MIT Press,1987,p.40.)实际上,它意味着解释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
通过行为者网络来研究科学活动,与文化人类学家们所采用的“田野”方法最为相近。SSk实际上正是把科学家及其在实验室中的活动作为自己的“田野”。在这一点上,拉图尔和沃尔伽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构造》中对萨克生物学研究所中科研活动的实际描述,以及卡龙有关海扇养殖的报告最具代表性。在《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与沃尔伽以其亲身的经历向我们描述,科学家们实际上是怎样推进研究的,以及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研究活动中被构造出来的。他们试图证明,曾获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奎莱明和萨利两人关于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化学序列的发现是一种社会的构造。书中他们还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威尔逊和弗劳尔两位科学家之间的社会磋商过程,从而表明,科学家在他们的工作中所从事的社会磋商,其实与发生在社会上其他人身上的种种日常的磋商,诸如政治的和商业的协商并无二致。萨克研究所的所长对拉图尔和沃尔格的研究方法十分欣赏。按他的理解,这种方法是:“(参与性的观察者与分析者)成了实验室的一部分,在亲身经历日常科学研究的详细过程的同时,在研究科学这种‘文化’中,作为连接‘内部的’外部观察者的探示器,对科学家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思考作出详尽的探究”。(注:Latour,B./Woolgar,S.:Laboratory Life,Princeton,1979,p.12.)
社会构造论者用实际构造出来的“地方性知识”来告诉我们,只要介入科学知识生成过程作实地考察,我们无论如何也寻找不到科学知识普遍有效的根据。卡龙和拉图尔曾明确承认,他的研究目标就是自然科学的“祛合法化”(delegitimization)。(注:Pickering(ed.):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hicago Uni.Press,1992,p.358.)要弄清这一点,还须进一步探讨知识的辩护问题。
三、知识的叙事重构
依据地方性知识的观念,我们对知识的辩护只能伴随着知识的生成过程来进行,任何独立于生成过程的辩护都是无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辩护既是描述(叙事)、解释,也是论辩。S.图尔敏在《论辩的用途》中指出,作出解释就是发表观点,而发表观点则意味着一旦它受到怀疑和诘难,就需要作出辩护,用更充足、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它。这就叫“论辩”(argument)。历史上的论辩形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基于事实根据的“论题的论辩”(topical arguments),二是基于逻辑根据的“形式的论辩”(formal arguments),三是基于论辩本身之必要条件的“元论辩”(meta-arguments)。与以往的演绎证明不同,康德在“先验演绎”中为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寻找到了一种“元论辩”的方式。后来,斯特劳逊把它引申为“先验论辩”(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近来兴起的亚里士多德热,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性知识的流行有关。如果说知识必须根植于科学的研究实践中,而不是被完全抽象化于表象理论中,并且理论只能在其使用中得以理解,而不是在它们与世界的静态相符(或不相符)中得以理解的话,那么对这样一种知识的辩护就既不可能用形式的论辩来证明,也不可能用先验的方式来一劳永逸地建立起合法性的基础。如果我们所获得的只能是地方性知识的话,那么对之的辩护也只能诉诸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论题的论辩”。反过来说也一样。由于这种论辩必须基于事实的根据,因此也是一种“叙事”。在前边提到的实验室研究中,当科学被作为实践活动来考察时,科学知识的构造中就已经包含叙事的成份在内了。科学家需要用自己的业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说服政府或企业财团以获得足够的研究经费,劝说和动员研究者来参与研究,还要用各种修辞手段来宣传、推销自己的成果,等等。关键不在于是否有真理,而是在于动用一切修辞手段来营造出可信的情境,以说服别人。
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有力地支持了地方性知识的观念。首先,"topica"原本也有“位置”的意思,表明论辩不是中立的,而是有立场的。当科学家们以具体的身份参与研究时,他不可能没有历史的负荷,不可能不带任何传统与成见。其次,叙事和事实的辩护反对方法,它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没有普遍适用的常规可循。包括一个人如何说话,如何倾听,如何达成对生活世界的理解等等,都是如此。唯一能够求助的只有“实践智慧”(phronesis)这样一种行动的技能。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实践智慧不只是对普遍者的知识,而且还应该通晓个别事物。因为实践智慧涉及行为,而只有对个别事物的行为才是可行的。所以,一个没有普遍知识的人,有时比有普遍知识的人干得更出色。”(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41b15.)
由于研究者受一定的利益关系支配,并且由于论辩各方的不对等地位,事实的辩护中必定包含了权力的因素。这与其说是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不如说是科学政治学的范围的问题。J.劳斯认为,所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叙事的区分,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政治学,即现代性政治学和后现代性政治学。科学知识起源于权力关系,而不是反对它们。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就是权力,并且权力就是知识。权力关系构成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找到了特殊的行为者和利益。福柯评论道,“权力必须被分析为一些循环的东西,或者宁可说,被分析为一些只有以链锁的形式运作的东西。它决不会停留在这儿或那儿,决不在任何人的手中,决不适合作为日用品或财富。权力通过一个像网一样的组织而得以使用和行使。”(注:Foruault,M:Power/Knowledge,New York:Pantheon,1980,p.98.)新实用主义者也告诉我们,权力与知识或真理具有内部联系,打开了科学实践领域的权力关系也就是揭示了真理的关系。从描述到介入与操纵,从知道什么到知道如何的转变,把我们引入到知识和权力的关联域,从而也引入到地方性知识以及解释这种知识的科学的政治学中。
如今,有关地方性知识的叙事经常会遭受到一种两难的指责。你如果反对现代性的整体性(global)叙事,你就是后现代主义者;如果你拒绝接受为科学所讲述的合法化的故事,那么你就得接受相对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方案。其实,如今作出第三种选择的大有人在。法因、哈金、卡特赖特、赫斯和劳斯等人都在主张地方性知识的同时,又拒绝对相对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作出让步。他们反对整体性叙事的理由很简单,即便这种合法化的努力失败了,或者压根就不存在这种合法化时,也看不出有任何严重的后果,科学技术照样迅猛发展。哈金的“实验实在论”强调,实验的进行依赖于实验室的地方性情境,并取决于实验所产生的预期效果。他认为,如果按下述方式理解的话,“现代性”还是可接受的,即“现代性”不是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之上的确定的、普遍的情境,而是一个包含冲突的场所。在这里,之所以有潜在的认同正是为了使尖锐的实质的分歧成为可能。在哈金的意义上,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的分歧,就成了现代性内部的分歧。
与传统的科学哲学一样,社会构造论方案其实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为科学知识构造出了一套共同的社会解释的图式。当他们用新的教条来取代旧的教条时,SSK就背离了地方性知识的初衷,即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分析的态度。由于每一种知识生成的情境总是具体的,因此不可能套用任何图式,即便是社会分析的图式也不例外。连贯做法只能是通过参与和介入,当事者(agent)根据科学活动的实际进行来把握它的当下结构。
我们知道,参与和介入并非是对对象作客观的描述,因为参与者的介入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原有的情境。或者说,对地方性情境的叙事始终意味着对它的重构。这也涉及到了学习与教育观念的转换。学习应该同时也是创新,因为学习者已经参与到重构科学知识的叙事情境的过程中来了。
四、地方性与开放性
地方性知识并未给知识的构造与辩护框定界限,相反,它为知识的流通、运用和交叉开启了广阔的空间。知识的地方性同时也意味着开放性。在地方性意义上,知识的构造与辩护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它始终是未完成的,有待于完成的,或者正在完成中的工作。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正在途中(ongoing)。一种研究工作与其情境之间的叙事结构只有短暂的、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知识之所以会过时,是由于叙事结构发生了变迁。M.麦孔伯和布兰尼都试图揭示叙事情境所具有的意会(tacit)与易变(transient)的特性。“[科学家在其中理解自己的工作的]情境总是被重组和更新的。要是我们刻意去寻找它是找不到的,因为它不断地扩张着、变迁着、被改造着。个体发现的意义来源,及其有效性的基础仍然处在我们的把握之外。然而这却是为每一工作中的科学家们所熟知的情境;它在科学家中已‘人尽皆知’。”(注:Macomber,W:The Anatomy of Disollusion,Northwestern Uni.Press,1968,p.201.)劳斯则进一步强调说,科学叙事的构造始终是一个“持续重构”的过程。“科学知识的可理解性、意义和合法化均源自于它们所属的,不断地重构着的,由持续的科学研究这种社会实践所提供的叙事情境。”(注:Rouse,J.:The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in:Inquiry,Vol.33,1990,p.181.)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曾力图用语言的用法来取代语言的意义。离开用法谈何意义?他告诉了我们一个同样的道理,时过境迁,一种知识不见得是错了但是却没用了。因为用法变了。也许有人会说,且慢,科学知识的内容是无时间性的。胡塞尔就曾争辩道: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即便对古代希腊人来说也是真理,尽管他们尚未发现,也无法理解这一定律。很显然,胡塞尔并不理解知识的构造应包含叙事的成份以及用法在内。
当然叙事也要求连贯,只是不是作为表象的连贯,而是作为实践的连贯;不是作为命题的连贯,而是作为情境的连贯。麦金泰尔在《追求德性》一书的开篇就为我们虚构了一个故事。设想在一次普遍发生的骚乱中,实验室、科学家和图书设施一并被毁……。许多年后,人们试图恢复早已被遗忘了的自然科学,但是从残留下来的文字中,已经无人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因为那合乎具有稳固性和连贯性的一定准则的言行和那些使他们的言行具有意义的必要的背景条件都已丧失,而且也许是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注: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事实上,由于启蒙的分裂,一种统一的、普遍性的叙事已宣告失败。于是麦金泰尔断言:“主观主义的科学理论将会出现”。这时,哲学的分析,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现象学的分析都将无助于我们。因为这种分析都要求以某种普遍的概念图式和纯粹的意向结构为前提。其实当“生活形式”转换了,你再怎么努力去拼凑回原来的知识内容也无济于事。
要说地方性知识必定会否定科学知识中具有独立于叙事情境和用法的确定内容,那不是事实。它只是告诉我们,离开特定的情境和用法,知识的价值和意义便无法得到确认。如今的高等教育经常面临这样的尴尬,学生还尚未跨出校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就已经过时了。当然不是说它们错了。一种明智的培养目标,与其是让学生掌握多少确定为真的知识,不如让他们掌握重构科学叙事的能力。他们必须学会改变原有的知识以适应新的情境的方法。劳斯主张说,最好先别去考虑一种想法怎样才是正确的,能否得到证实,而是考察在何种情境条件下这种想法才具有科学的意义。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基本,但是却更容易为传统的知识观念所忽视。并非所有有关自然世界的真理都具有科学意义,都能引起科学家的兴趣。“除非我们了解科学家是如何区分什么是值得去知道,值得去做,值得运用,值得考虑的,什么是无关紧要,无用的和无意义的,否则我们将不可能真理解科学。”(注:Rouse,J.:The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in:Inquiry,Vol.33,1990,p.186.)
“地方性”丝毫不意味着在空间上的封闭。地方性情境是可以改变、扩展的,当然不是扩展为“普遍”,而是转换到另一个新的地方性情境中去。罗蒂认为,他所说的“种族中心主义”绝非与世隔绝,而恰恰开启了一种对话的空间。塞蒂纳的实验室理论也不例外,她指出:“在这种[交流与交往]状态下的实验室是生活世界的聚焦点,就单个实验室而言都是地方的,但是它又能远远地超越单个实验室所给定的界限。”(注:Pickering(ed.):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hicago Uni.Press,1992,p.129.)即便哈贝马斯也承认,现实的交往共同体总是“地方的”,受局域性条件制限的,有时甚至受到意识形态的扭曲。所谓普遍的有效性与其说是某种事实,不如说是包含在知识中的一种潜在的“要求”。科学知识总是“要求”获得他人的认可,并取得共识。为此,它们必须被置于实际的交往过程中去才能得到“验证”(einlosen)。换句话说,科学叙事总是“共同叙事”(common narrative)。我们总是依赖于与他人一起共同构成叙事的情境,也一起共享这个情境。
拉图尔在《行动中的科学》与塞蒂纳在《知识的生产》(1981)中都曾以科学论文的写作为线索,表达了科学叙事的开放性。科学论文当然是写给读者看的,于是读者便被纳入了共同叙事的结构中来了。当作者不厌其烦地罗列引文注释时,并非想表明自己的研究是多么“专业”,而是试图吸引读者来参与研究,为他们提供一个台阶。科学研究的情境也就随着阅读中互动的深化与扩展而得到不断的重构。一种研究如果不能成为进一步扩展的研究的动力,就会丧失其科学的意义,也就不再能吸引读者来参与。
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意劳斯的观点:“在科学中,合理接受的标准不是个人化的,而是社会化的,它们体现在体制中。”“科学观点是建立在一个修辞空间,而不是逻辑空间中的。科学论点其实是对同事进行理性的劝导,而不是独立于情境的真理。”(注:Rouse,J.:Kno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Cornell Uni.Press,1987,p.120.)
地方性知识非但不排除,而是恰恰以竞争性理论的存在为前提的。任何对传统的挑战,实际上都是对传统的情境的矫正,乃至贡献。理论的竞争并非如默顿学派理解的那样,是为了得到奖励和专利,更主要的是为了主导在未来研究中的方向和地位。当然,结果不是哪一方的一厢情愿,而是通过协力交互地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性知识非但不排斥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趋势,而恰恰是一体化发展的前提与起点。